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自 1956 年首次颁奖以来，一共只颁发了 17 次。1989 年 3 月颁给了包头一名中学物理老师陆家羲，表彰其解决了世界性数学难题。

6 月 13 日，2024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决赛名单出炉，全球共有 801 名选手成功晋级，他们来自全球 17 个国家与地区，平均年龄仅 22 岁，主要来自北大、清华、麻省理工、剑桥等知名高校。

其中，来自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的 17 岁少女姜萍表现亮眼，从一众名校生中突围，拿到了 93 分的好成绩，全球排名 12，是阿里数赛举办以来首位打进决赛的中专生。她专业是服装设计，对数学却十分着迷，花了两年自学偏微分方程，预选赛比赛的两天里除了睡觉都在答题，只为证明“女生学数学也可以挺棒的”。

从中学时期开始，姜萍因偏科，数学学得比别人快，却因为种种原因，被分配到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尽管如此，但姜萍从没有放弃过对数学的热爱，中专时期，在数学老师王闰秋的指导下，姜萍开始学习高等数学，从同济大学出版的《高等数学》开始，一直到 Lawrence C. Evans 编写的《偏微分方程》，如今，她的水平已经达到了数学系本科生的水平。

姜萍表示，她最喜欢也最擅长偏微分方程（PDE），因为这跟她服装设计的画图很像，“他们的对称性太美了。”虽然在数学领域的表现非常出色，但姜萍对服装专业更感兴趣，希望未来能进入浙江的一所大学进修服装设计。无论未来选择哪条路，这两者都会继续在她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

全民参与是阿里全球数赛的一大特色。今年超过 95%的大众选手止步预赛，但他们依然享受答题的乐趣。这些选手来自各行各业，如狱警、退休教师、快递小哥、维修工等。

据悉，决赛将于北京时间 6 月 22 日（周六）0:00 至 24:00 举行，选手可在此期间选择任意连续的 8 小时作答，获奖选手将瓜分 400 多万元奖金。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由阿里巴巴公益和达摩院共同举办，以不设报名门槛、趣味十足著称，截至今年已连续举办六届，持续激发全社会对于数学的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阿里数赛首创 AI 挑战赛，吸引了来自全球知名高校院所与企业的 563 支队伍报名，其中 00 后占比超 50%。

他们各显神通，使用模型调优、AI Agent、提示词工程等多种方式，试图推动 AI 构建更强大的数学能力。

统计显示，参赛 AI 队伍的平均分已达到了人类选手平均水平，但离数学高手仍有较大差距。

AI 最高分仅为 34 分，无缘决赛。AI 挑战赛前三名分别为来自上海建 平中学的涂津豪、西南交通大学的特工宇宙团队、中国人民大学的 SuperCarryMan 团队。

据介绍，AI 成绩不佳，核心还是由于基础模型的数学能力有限。虽然在面对解答题和证明题时，AI 可以通过知识检索等方式拿到基础分，但一旦涉及到后续的深入分析，AI 就开始出现“知识幻觉”。尤其是在面临选择题时，多数 AI 出现了“蒙题”的现象。

11 年前，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蔡伟被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破格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如今，48 岁的他在贵州安顺学院教三门课，看到学生，他会想到自己。

他被知识改变命运，他希望他的学生也如此。

他从没给学生提及过那些苦日子，那时，他每卖 50 根冰棍，才能买一本 5 元的二手书。东北的冬天，他把《老子》《庄子》《韩非子》包上书皮，套层袋子，塞进保温箱的夹层，有空就读。

如今，他自称“学术不差也不冒尖”，一年发表一两篇论文。多数时间里，他喜欢一个人窝在办公室，被泛黄的古书包围。电脑屏幕被竖起来，便于放大查看那些模糊难辨的古文图片。时不时，他提起毛笔，在宣纸上写小楷。

蔡伟研究的领域是“小学”，这是中国古代对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统称。他的工作是将旁人看着晦涩难懂的古文字，解析出准确的意思。

握着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的专业学术集刊《简帛》，他翻到自己发表的文章《〈尚书·顾命〉“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的断句问题——兼释上博五〈三德〉之“天乃降殆”》。这是大多数人陌生的学问。古书的年代越早，意味着越难读懂。蔡伟的乐趣就在于，破解那些最为晦涩的古文含义。

“如果没什么真知灼见，就干脆不写，写一篇至少要解决一个问题。”蔡伟说。

这些已刊发的文章，不少来源于他早期写下的读书札记。他积攒下了几十本笔记，落款的时间跨越了 30 年。

小学时，他练过几年毛笔字。字帖上总有很多看不懂的繁体字，他捧着字典来回翻。他的语文成绩一直领先，到了高中，理科最低的成绩只有十几分。

蔡伟把图书馆当成了教室，锦州市图书馆办证要资质，他磨着父亲请单位盖章。他几乎天天打卡，一年多的时间里，光是古书，蔡伟就看了两三百本。

高考落榜后，蔡伟进了橡胶厂，三班倒。倒班之余，他泡图书馆，“几乎把能看的书全看了一遍”。

3 年后，他从橡胶厂下岗。蔡伟没钱、没学历、没技术，摆在面前的路似乎只有两条，做小买卖或是卖力气。

他先在食堂后厨做过一年，一个月 100 元，临时工，主要做馒头。后来，他买来一辆三轮车，绑上 1 米长的木箱，里面再塞三四个保温箱，放入隔温的棉被，每天跑去商场门口摆摊。

他家住 7 楼，没电梯，每天清晨挨个儿把保温箱抬下楼，晚上再搬回家。这些保温箱加起来，差不多三四十斤重。他的车上还捆着折叠椅和太阳伞。遇上下雨，蔡伟就坐在伞下，等着天气放晴。

雪糕 5 角一根，冷饮 1 元一瓶。天热，雪糕卖着卖着就化了，他自己吃一些扔一些。冬天卖不动冷饮，他改卖炒瓜子，有时一个月赚不到 500 元。摆摊的空当，他读书，有时捡行人随手丢掉的废烟盒，抽出锡纸，记笔记。

他开不起店，家里拿不出租店铺的资金。摆摊 10 余年，收入只够糊口，他担心生病，极少买新衣服，家里 10 多年没交过取暖费。冬天的锦州零下 10 多度，冷气窜进屋子，水管常被冻住，睡觉人要躲在两三床被子里。

蔡伟常光顾旧书店，因为新书太贵了，一本 2000 年出版的新书，标价就是 170 元，更别提装订精美、彩印的版本了。不少古书还成系列，一套 1000 元也不稀奇。

他知道自己不适合做小生意，但不敢不干，“不然能做啥？”

有一次，他锁在小区楼下的车被偷了，捆在车上的木箱也一起没了。他懊恼了好几天——里面还装着好几本古书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沉浸在古文字的孤岛里。有人说蔡伟“酸”，饭都吃不饱还琢磨“闲书”，不务正业。家人看不懂他的研究，身边找不到能问询的老师，他一本一本地看，没什么章法。

那时，每过两三天，他就跑去图书馆换一批新书，锦州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为他看着玩，“这玩意儿你能看懂？”直到后来，有人拿来收藏的民国古画咨询真伪，蔡伟通过画中的文字一眼识别出是赝品，才换得在场的人频频点头。

自学四五年后，24 岁的蔡伟寄信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等学者。他向对方请教，也提建议。

裘锡圭在 1997 年第 1 期的《文物》上发表过《〈神乌赋〉初探》，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篇目《神乌赋》，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伟写信表示，“佐子”疑读为“嗟子”，即“嗟”，是叹词。

后来，裘锡圭同意了他的看法，还在 1998 年第三期《文物》上发表了文章。

蔡伟最擅长的，是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老子》中有句“莫之其亘”，他从历史角度分析，“亘”字应译成“极”，是“终极”的意思。

为了寻找更多期刊，蔡伟没少跑。他想看清代王念孙写的高邮王氏四种之二的《读书杂志》，锦州市图书馆找不到，就跑去当地的高校图书馆碰运气，他从馆藏目录里查到了三册影印本，刚一开口就被拒绝。

工作人员称，“杂志不外借”。蔡伟纠正他这其实是古书，没想到换来一句，你又看不懂。直到 10 年后，蔡伟才买到另一个出版社的影印本。

他熟悉锦州所有的旧书店。一些书他坚持找了好些年，为此前往沈阳、北京等地。一次，他在北京只待了 1 晚，背回了 10 多本书，花了几百元。

在锦州，蔡伟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屋，墙边、床底下塞满了古书。可更多他想看的古书是买不到的。碰上实在喜欢的，他从图书馆借出，直奔复印店。那份复印版的《广雅疏证》已有 30 年，字里行间被他写满了批注，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有些书无法外借，他就坐在图书馆里抄。橡胶厂发的表格纸被他小心翼翼地攒成摞，再一一从中对折，有字的一面向内，订成一本。他仿照古书从右侧写起，完成《尔雅》的抄写，花了 20 天。

这些简易的装订本，已被他越翻越薄，折痕处轻微一碰就快要散开。

他最奢侈的消费是凑钱买了一台电脑，接入互联网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古文字。

在国学网上，爱好相同的人扎堆在论坛里灌水。蔡伟家联网用的电话线，每次他拨完号，快速打开论坛和邮箱，十几分钟匆匆下线。

即使如此，那几个月，他家的电话费还是频频超支。后来，他干脆去网吧，在一片游戏声中敲着自己的学术思考。

他没写过点击量超高的“爆款”，不参与论坛家长里短的讨论，只发言之有物硬邦邦的观点。第一回“披着马甲”发帖，他就被版主私信，“你是蔡伟？”

那时候，除了给几位古文字学学者写信，蔡伟已在几所知名高校主办的学术网站上，发表过自己的学术观点。

在版主、如今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董珊的印象里，蔡伟对古书熟，引用辞例信手拈来。在那个检索并不方便的时代，蔡伟盯着旧材料，总能发现新问题，解释还精准。

董珊和蔡伟同龄，他说，蔡伟是那种利落干脆的人，一两句话解决一个问题，不用多说，一看就对，“这种本事差不多是对古书了如指掌的老先生才能做到”。

干这行，即使是学术大家，也偶有误差。不过，蔡伟的错误率低。裘锡圭也曾在回信中肯定蔡伟，“不计功利，刻苦潜修，十分钦佩。”

后来他的妻子病倒了。这个下岗后在超市当过服务员，送过报纸和牛奶的女人，被迫中止工作。儿子还在上学，家里全靠蔡伟一个人支撑。为了给妻子治病，他向亲戚借了 5 万元。

拉车比卖冰棍、瓜子赚钱。他蹬着三轮车在城市里穿梭。从早到晚，一天跑 10 多趟，挣三四十元。白天停不下来，晚上回家累得倒头就睡。原本大片的读书时间，也被切割了。一年后，奔波的蔡伟头一次感觉，自己的境遇如此糟糕。

在此之前，无论是和学者的书信往来，抑或是在网上，蔡伟从来都只谈学术。有一次，蔡伟忍不住寥寥几笔，写信对董珊讲述了自己的现状。

那封信只有一页多长。在董珊的记忆里，对方没提要求，没有抱怨，但他动容了。董珊找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教授刘钊。2008 年，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与中华书局、湖南省博物馆联合编纂《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临时聘请蔡伟加入。

这是一份根据前人观点进行修正、完善的工作。蔡伟一张张翻阅竹简照片，写下注释。古文字本就难认，多数还模模糊糊，平均下来，一列的 30 个字里，要重新解释的将近一半，一天才能完成一支竹简。

进组一年，他的能力有目共睹，几位教授想让蔡伟读博。

2000 年起，复旦大学开始实施一项制度：两院院士、杰出教授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可以自主招收博士生。考题由导师自己定，学生可以不参加统考。作为国内知名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有自主招生的权力。

不过，按规定，报考博士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蔡伟只有高中学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最终找到教育部，裘锡圭、李家浩、吴振武 3 位著名学者联名写了推荐信，连同复旦大学的申请一起报送教育部。

李家浩、吴振武两位教授并不任职于复旦大学，没见过蔡伟本人，但在学术网站上，他们都曾读过蔡伟的文章。

入学考试是摆在面前的一场大考。蔡伟的英语不过关，还丢了 10 多年，学校就将英语改为日语。可蔡伟的日语也是零基础，他突击了一段时间，终于过线。

因为自学，蔡伟的知识体系并不系统，他跟着博士班上课，按学校的要求，还要补基础的通识课，修些本科、硕士课程。后来，他的学分修满了，但博士论文迟迟不过关。他要学着去适应学术表达的范式，来来回回地改。他读了 6 年才博士毕业，算是班上最久的。

他也是班里最大的，比同学年长近 10 岁，但档案最薄，资料最少。毕业后，他本想回东北，投了好几所当地的院校，简历都没过——频繁地卡在年龄、第一学历、发表文章里。

半年里，蔡伟一共投出二三十份简历，多在第一环就被淘汰。直到安顺学院招聘，他才定下工作，这是他找的所有工作里离家最远的一个，彼时安顺尚未开通高铁，他从锦州赶来用了两天两夜。

他被安排在学校图书馆的古籍特藏部，编写馆藏古籍书志。在图书馆里，他是学历最高的，也是唯一一个研究出土文献的。他还教三门课，古代汉语、文字学和书法。

扎进古文字中 30 余年，周围的环境也变了。出土文献从数量有限到令人目不暇接，查一个词的释意无需一本本翻词典，在电脑上输入多种解释即刻同步。电商平台轻易可以买到古书。国学这些年出现了升温的迹象。

董珊有体会，如今学术成果的发布量、出版量大大增加，“相比 20 年前，差不多多了 20 倍都不止”。

蔡伟喜欢泡在几所知名高校主办的出土文献网站上，看最新的学术观点。但凡出了新材料，他就找来学习。

网上，他起了五六个网名，“锦州抱小”“小雅”“黔之菜”……“有时候就是刻意不想让别人知道是我写的”。蔡伟说，他享受更换网名后归零的状态，用新的名字“再慢慢闯片天地”。

他刻意地从曾经的片刻“高光”中淡出。因为被破格录取，蔡伟曾被写进新闻里，后来，他拒绝再接触媒体，为此特意换过手机号。“古代典籍本来就冷僻偏窄，既然不为大众熟知，也没必要总是让人知道。”

他强调，自己只是喜欢这门学科，不愿当所谓的学术明星。他最担心被分散精力。

“只有对学术产生影响，在古文字学界能有深入的研究并发表独立客观观点的人，才是最神圣的。”他曾这样表示，“做学问，不就是要经得住长时间的埋头嘛，名利是致命伤。”

圈子里知道蔡伟的人不少——他的文章不以量取胜，但都能立得住脚。

董珊感叹，无论是最初在论坛上相识，还是后来因为破格录取被写入新闻，蔡伟本有很多“可以红”的机会，不过他始终是淡淡的，低头研究自己那摊事儿。

“在学术界，不缺擅于总结方法的人，但蔡伟能实打实地做研究。”董珊说，“这也是这个时代做学问非常稀缺的。”

去年，蔡伟的专著《误字、衍文与用字习惯——出土简帛古书与传世古书校勘的几个专题研究》出版了。

有网友评价，“作者未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在学理和论证上的精密性自是不可奢求”“整体系统性欠佳”，但也有很多夸奖：“有切实贡献和具体文献解读，且颇具启发性”“真正的善读古书者，那些只靠剪刀和浆糊搞古书校读汇编的先生看完可能会手心出汗吧”。

最早入古典文献的行当，是因为蔡伟拜读了蒋礼鸿先生的《义府续貂》。这是研究古文献的名著，也是治训诂、校勘重要的参考书。30 年里，蔡伟来来回回地研读，他看过不下六个版本，还专门列出表格，一一细数各版本中存在的 14 处问题。

蔡伟不讲究外表，唯独执着于买书，每年购入的新书差不多几百本。离开复旦大学前往安顺学院时，他打包运出 80 多箱藏书，花了 4000 多元——快赶上后来 1 个月的工资。

书柜里那套《四部丛刊》一共 21 本，购于上海。那一回，他花了 500 多元，骑着自行车驮回学校，还引来一群人围观。有同学打趣他买贵了，他却觉得值——至今，这套书陪了他 10 年。

蔡伟仍不富裕。他把家里一整面墙打成书柜，买来能两面放书的书架，再加张一米长的书桌。

学术之外，他的生活很简单，逛市场、刷短视频，或是练练毛笔字。自行车骑久了，他会腿疼，这是之前蹬车落下的老毛病。

在复旦读博的时候，他回过锦州，到昔日的摆摊地转了转。一同出摊的 4 个人，只剩下 1 个。他记得，自己曾是这群摊主里最年轻的，夹在一片吆喝声中，捧着书的他看上去总有些格格不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编：郝孟佳、熊旭)

1989 年 3 月，人民大会堂。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颁给了包头一名中学物理老师，与其一同领奖的其他 10 人都是院士。这在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绝无仅有。

这位物理老师叫陆家羲。

直到今天，数学界外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寥寥无几，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宛如流星一样划过天际的数学天才，在短短 48 年的人生中，经历了怎样困顿人生。

中学老师攻克世界难题

1981 年 9 月，国际期刊《组合理论》(Journal of Combinatorial Theory)陆续收到一位名叫陆家羲的中国人题为“论不相交斯坦纳三元系大集”的系列文章，引发轰动。 这个难题是 1844 年英国数学家韦斯利·伍尔豪斯(Wesley Woolhouse)首先提出。直到 1974 年借助计算机才解决了部分问题，无人能够得到其完整解。 在陆家羲的文章中，他开创性地引入辅助设计，仅凭纸笔和人脑的海量演绎就得到了不相交斯坦纳三元系大集的存在性定理(现称陆氏定理)，基本解决了这个世纪难题。 加拿大著名数学家门德尔逊评价说：“这是二十多年来组合设计中的重大成就之一。”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陆家羲不是知名数学家，他的职业只是包头九中的物理老师。

西方学界的反应速度惊人，以 99 页两期连载的方式将其论文全部刊登。但彼时中国几乎没人知道陆家羲这个名字。 陆家羲究竟是谁？他如何能破解世界难题？

贫困中断学业

1935 年 6 月 10 日，陆家羲出生在上海一个贫苦家庭，父母生了四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他自己。‍‍‍‍‍‍‍‍‍

15 岁的他初中肄业，来到五金材料行当学徒。但陆家羲并不甘心这样的日子。

1951 年 11 月，机会来了，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办的统计训练班来招生。16 岁的陆家羲毅然告别家人，只身来到东北，独自谋生。

他利用课余时间，自学完成全部高中课程，每晚冒着北大荒的酷寒去学俄语，又自学了英语和日语。

1957 年夏天，22 岁的陆家羲偶然中买到一本数学家孙泽瀛撰写的科普读物《数学方法趣引》，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一生。

书中介绍了著名的“寇克满女生问题”——英国神父寇克满(T. P. Kirkman)于 1850 年提出——

女教师每天下午都要带领 15 名女生去散步．她把学生分成 5 组，每组 3 人，问怎样安排，才能使在一周内，每两名学生恰有一天在同一组？

看似简单的问题，一百多年来数学界从未能圆满解决。陆家羲暗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毅然放弃当时 60 多元月薪的高工资，于 1957 年秋弃职考入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

大学四年，陆家羲没有一天停止与“寇克满女生”的对话和思考。毕业前夕，陆家羲自信，他已经摸到了打开“寇克满女生问题”的钥匙。 但殊不知，真正的困顿才刚刚开始。 1961 年秋，陆家羲毕业，被分配到包头钢铁学院任助教，当年年底，他将凝聚着自己五年心血的论文《寇克满系列与斯坦纳系列的构造方法》寄往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但在 14 个月漫长的等待后，他得到的结果是：“如果该研究为最新，可直接投稿给《数学学报》等刊物”。 那年春节，陆家羲没有休息一天，又将论文改了一遍，投寄给了《数学通报》，这一等又是一年。陆家羲得到的答复是：“由于篇幅较长和所用的数学工具，建议另投其他刊物。”

陆家羲接连对论文修改了三次，每次都被退回。1966 年国内政治动荡，陆家羲因沉迷数学不闻现实，成为了反面典型。从那以后，直到 1977 年，他没有再写过一篇论文。

直到运动结束，1979 年 4 月，陆家羲从《组合理论》杂志意外发现：意大利学者查德哈里(R. Chaudhuri)和威尔逊(R. M. Wilson)已于 1971 年率先发表文章，解决了寇克满问题。

外国科学家的论文比陆家羲晚了 10 年，但陆家羲本人却整整蹉跎了 18 年。他写道：“这一段历史有十八年，我的第一个孩子、精神上的孩子，她有十八岁了，可是她的命运真不好。”

一生稿费仅 8 块钱

“寇克满难题”的失利，并没有让陆家羲一蹶不振，他很快又盯上了数学王国的另一座高峰——“斯坦纳系列”。

此时的陆家羲也迎来了人生最忙的时刻。他白天教课，晚上搞科研，翻开他 1979 年 12 月的日记，一个月竟有 21 天记着：“夜工作”、“夜补课”、“夜写论文”。

长期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和熬夜，使他患上神经性牙痛病，他心一横，索性拔牙。不到一年时间，满口的牙竟然都被他给拔光了……双腮塌陷，瘦的几乎脱相。

所幸陆家羲的论文被苏州大学的朱烈教授看到，建议其发表在国际期刊《组合理论》上，这才引起了国际轰动。

1983 年 7 月，全国首届组合数学学术会议即将在大连工学院举行，中方邀请门德尔逊教授，德尔逊疑惑地问：“请我去讲组合数学，你们中国不是有陆家羲博士吗？”

门德尔逊不知道，令他震惊的陆家羲，只是一个本科毕业的中学物理老师。国内几乎没有人知道陆家羲其人。

被发现后，1983 年 10 月，陆家羲作为唯一被特邀的中学教师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数学会第四届年会，他被安排与陈景润在同一个小组发言。

武汉会议后，为了及时返校上课，陆家羲在北京转车时只等了短短的几个小时，便乘硬席于 10 月 30 日下午 6 时回到包头。

一进家门，他就兴奋地对妻子说：“这次可见大世面啦！”晚饭后，他和家人略微聊了几句话便说：“太累了，太累了，明天再讲。”

谁都不知道，积久的疲劳和长期潜伏的疾病，已远远超出他生理能够承受的极限。当晚凌晨 1 时许，陆家羲心脏病突发，猝然与世长辞，年仅 48 岁。

第二天下午，妻子收到中国科学院寄来的 45 块钱。其中 28 块是从大连到合肥的路费；9 块是他买的一部数学新作报销款；剩下的 8 块，是他为人代审稿件的酬劳。

他一生中唯一从学术出版中得到的报酬，就是这 8 块钱。

中国数学界领袖人物吴文俊院士痛心疾首地说：“这件事要通过外国学者提出才引起了重视，否则陆可能还是依然贫病交迫，埋没以终。”

直到今天“天才”是否仍有被埋没的可能？拷问着学术界的每一个人。

撰文：Arvin 编辑：Arvin 版式设计：Ar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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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nnot remember the books I’ve read any more than the meals I have eaten; even so, they have made me.
我不记得读过的书，就像不记得吃过的饭一样；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造就了我。
—爱默生